趙家賢，1985年生於香港，2004年加入民主黨，至今仍然是黨員。趙家賢在2011、2015、2019年三屆區議會選舉均在港島東區勝選。2014年開始，趙家賢擔任民主派選舉協調平台「民主動力」的召集人。2020年民主派協調和初選舉行的時候，趙家賢是東區區議會副主席，也是民主動力的召集人。2021年2月27日，初選案被檢控前夕，民主動力宣佈解散。

趙家賢形容，成立於2002年的「民主動力」是一個「蚊型組織」，「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做選舉的協調」。從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開始，民主動力就主力做民主派的選舉協調工作，趙家賢成為召集人之後，工作方向仍然如此。

民主動力組織架構包括執委會、一名召集人、兩名副召集人、一名總幹事，另外「按工作量，就會有一些兼職的同事」。召集人和副召集人都是義工，召集人「領導整個組織的工作方向」。

其中一名副召集人鍾錦麟，是案中的第四被告，也是第三名控方證人。趙家賢形容鍾錦麟在民主動力中是他的「副手」，「我本身是想安排他承接召集人這個位置的」，而在協調區議會選舉的工作上，他負責香港島和九龍，鍾錦麟負責新界。趙家賢說鍾錦麟很尊重他，「他作為副召集人，他可能看到一些情況，然後給一些意見，然後我就去收集不同的意見情況，然後我去做最終的決定，然後指使職員去處理這個工作」。

總幹事是受薪職員，帶領秘書處工作，「整體我們民主動力的各項工作，由小至我們的會議記錄，大至到一些大項目的行政統籌，其實各方面都會處理」，在執委會沒有開會的時候，總幹事對召集人負責，開會的時候，則要向全體執委負責。2020年時，民主動力的總幹事是黎敬輝，他被控方指為「共謀者」，但並沒有被檢控。據香港傳媒報導，黎敬輝已於2021年7月赴英。

趙家賢在庭上確認，自己2021年已經決定認罪，2021年6月、7月曾經兩次與警方作錄影會面（video recorded interview，VRI）,「協助警方調查」，但法官提醒，他當時的身份只是嫌疑人和潛在證人，未是正式的控方證人。而趙家賢以控方證人身份錄的無損權益供詞（non-prejudicial statement, NPS），庭上披露至少兩份，第一份在2022年9月29日，是「起碼有六、七次」獄中探訪落口供集合而成的文本，這份供詞本身只有12頁，但附件多達1800多頁。

趙家賢也向警方提供了自己智能電話的密碼，控方所用的初選組織者、不同選區 Whatsapp 群組的文字通訊記錄，都是來自趙家賢的電話。

- 戴耀廷35+的思想源流 - 

趙家賢說他與戴耀廷因為工作關係，相識於2012年，而在他的觀察中，利用選舉作憲制抗爭理念，戴耀廷在2018年已經開始培育。

「（20）12年他提出佔中（佔領中環運動），而在他這個佔中活動當中呢，就住香港政制的發展呢，是進行過幾次的商討日的。我當時呢是香港最大間的調解組織的副會長來，所以當時我就幫手找了一些調解員，我當時都是認可調解員，就去在一些政制商討裏面去做一些小組的促導員 facilitator。」

趙家賢形容，戴耀廷在佔中之後，變成了「一班比較上前進，對於民主上比較前進概念的帶領者」，也會經常向民主派不同政黨的領導層推銷或建議自己的想法，因而民主動力在做協調工作的過程中，會因為民主黨派領袖的要求，而要接觸戴耀廷。

趙家賢自2014年開始擔任民主動力的召集人，他說從2013年到2017年的選舉，協調的方法都是如果出現同屬民主派的候選人競爭同一區（俗稱撞區）那就「大黨讓小黨」，而且選舉協調要在選舉前幾年就開始準備，因此為了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趙說他在2017年3月已經開始召開會議去做協調，但是戴耀廷帶來了變化。

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之後，戴耀廷提出「風雲計劃」，希望招募有志者參加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讓每一區的建制派候選人都要面對競爭、不能自動當選，也稱為「填白區」。增加非建制派在區議會的議席，可影響到兩個關聯選舉，一個是當時有權選舉特首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中，有117席是全港區議員互選產生；另一個是立法會功能界別中，區議會（第一）界別也是區議員互選產生。不過直到2019年3月，「風雲計劃」只有大約30人有意參選，戴耀廷也在2019年4月，因為佔中運動被判入獄。

趙家賢說，「風雲計劃」「同我們民主動力做開的協調工作，同政黨政團組織代表一齊開會的做法呢，做的模式有些衝突。」

所謂衝突，按照趙家賢的理解就是，「政黨推出的地區工作者呢，是會有一段時間深耕細作在地區服務，而戴耀廷的做法是找一堆有志者，用向政府抗爭的政治理念行先。」

趙家賢並引述戴耀廷的公開帖文，說「風雲計劃」就是希望拿到區議會的主導權，「可以將政府的社區參與撥款用多些在推展公民社會和民主的工作」，「另外，如果整體區議會有450多個民選議員，都能夠拿到過半數的話，當時未完善選舉制度之前呢，其實可以區議員互選，就拿到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的110多個議席」。

趙家賢說，當時透過風雲計劃，戴耀廷是想將區議會的工作「政治化」——「我想要帶出這個位給法庭知道呢，就是戴耀廷當時已經是想將，從區議會著手，將他那個用憲制做抗爭的概念就開始做出來。」

「戴耀廷那個風雲計劃，雖然人數不多，但引領了很多本土抗爭派的政治素人都有出選……當時的政治大勢，因為有反修例事件，有很大民怨，到區議會選舉，整個民主陣營是一個大勝……到2020年，就是2019年區議會大勝的議員上任之後，整個區議會的文化是很大的變化。新當選的，可能是由風雲計劃或者是由本土抗爭派政治素人當選的人，他們的取態是很難去處理，他們是要口號式政治表態居多，而他們將剛才講的社區參與撥款，將每個社區都有的傳統文化活動，當全部都是建制派（發起），就是會用派別而完全予以否決，用派別分野。」

「這個情況其實就會慢慢帶了去，會覺得要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都應該有一個模式，都會慢慢個民意是偏向了，用了這種方式去處理。而在我的角度去看，是戴耀廷是在18年開始，是將這一種的形態去慢慢注入了，然後有機地發展出來……慢慢個討論就變了一定是要集中票源去令立法會有過一半數都是支持民主價值的人士進去，而尤其是好多本土抗爭派政治素人……食住當時整個反修例運動對政府的不滿啦，所以變了他們會，我們俗語所講，就是心雄了，雄心壯志了」。

法官陳慶偉問趙家賢，戴耀廷是否想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複製2019年區議會的勝利模式？

趙家賢說他不會說是「抄（copy）」，「區議會選舉是大勝啦，那作為學者、大文豪、大思想家的戴耀廷呢，會再想將勝選的民意民氣延續去立法會選舉當中」，「我想是2020年的2、3月左右，就更加有一個35+的一個概念是在民間出來，我想戴耀廷就加以去運用、去複述」。

- 不想民動壽終正寢 - 

2020年立法會選舉原定當年9月舉行，民主派陣營的協調工作，趙家賢說民主動力「絕對無獲得授權做任何協調的角色」，而區諾軒告訴他「戴耀廷是獲得民主派元老的充分支持」。

2020年3月26日，戴耀廷、區諾軒牽頭召開民主派初選的首場記者會，趙家賢說「我們民主動力是無人收到任何邀請」。

但記者會後，民主動力的臉書專頁轉發了其中一名被告人、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有關記者會的帖文，趙家賢解釋說是為了「（讓）公眾去看到，民主動力都好似在這件事上，是有跟進到，但是其實只是——在網上的做法叫做——去『吸like』，公眾其實不會知道，民主動力在當時的記者會完全被排除在外、完全無角色。」

民主動力引述朱凱廸的帖文段落中包括「香港民主派在議會過半，代表香港人選擇與中共攤牌」，但趙家賢說這並非民主動力的立場：「我們當時從朱凱廸的文章呢，那個文章好像比較上是將一些重點講了出來，所以，但是又不是完全是我們民主動力的看法的意思，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出轉發帖文的形式。」

法官李運騰指出，早在3月19日，民主動力已經在其臉書上發佈帖文，回應民間對民主派初選的關注，帖文下款正是趙家賢，如果趙家賢說當時民主動力完全沒有獲得授權做協調、完全被排除在初選協調之外，那為何早於3.26記者會就已經有所表態？

趙家賢說：「坦白講，如果之後的協調工作全部是戴耀廷，全部他做完、獲得授權的話，呃，民主動力是壽終正寢，不需要有任何工作。」

法官陳慶偉說：「（就是）企埋一邊（站到一邊）。」趙家賢表示同意法官「準確的形容」。

法官李運騰續問，所以當你見到3.26記者會，你就做出一副你們有參與的樣子？

趙家賢說「是在民主運動中繼續有參與」。

趙家賢在2021年6月29日第一次與警方的錄影會面中講到，他做初選的「初心」有四個，一個是建立平台讓公民通過投票表達意見、選出自己心儀的候選人；二是為民主派找到合適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三是集中票源讓民主派候選人盡量當選；四是做到35+。但是後期他覺得初選被「騎劫」，「被利用」來影響政府的運作和穩定，因此自願配合，要向當局講出真相。

趙家賢說，騎劫他的是戴耀廷和部分的本土抗爭派。

- 何時加入初選？-

按照趙家賢的供詞，2020年3月到5月，民主動力並無正式參與民主派針對當年立法會選舉的協調工作，而是在做以往一直有做的選民登記宣傳工作，直到2020年5月初，戴耀廷才正式向他提出，邀請民主動力協辦民主派初選。

「5月初當做完這個選民登記活動之後，戴耀廷是邀請，同區諾軒啦，是邀請民主動力同我去幫手承辦個初選的」；「5月初他口頭講了個邀請，我表示會考慮」。

趙家賢並指，在5月初發出邀請之後，戴耀廷未等他給正式的答覆，就開始在協調會上宣稱已找了民主動力承辦初選——「即是他對人是講事實的部分。事實是他有邀請民主動力，但是他沒有講事實的後半段是民主動力還在思考中、沒有回應。」

趙家賢說他之所以得悉這個情況，是因為代表民主動力去旁聽協調會的總幹事黎敬輝有向他匯報，黎也對他說有在會上表示民主動力仍然在考慮中。

比如，「在5月8號這個新界西的會議當中，我助手（黎敬輝）他的筆記、他也有同我講述，戴耀廷在沒有同我確認、得到我同意的情況下，他已經向與會者講述，邀請了民主動力去幫手做初選，是要再透過民主動力去找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做初選的這個投票系統的工作，而在當時民主動力都未回應是否應承承辦初選。」

趙家賢說「之後我有同戴耀廷講清楚，我們還在考慮，請他不要再在其他協調會議場合這樣講法。但是其實，個客觀效果就是令很多參與協調的人士，以為民主動力就會來緊幫手做個初選啦。當時間過多一兩個禮拜，就好似造成個事實認知就是『哦，民主動力會做初選啊嘛』。」

5月13日，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協調會舉行，趙家賢說要在太古城商場監察市民在商場聚集「和你 sing」。「當太古城中心活動結束之後，我瞭解到會議還有一點點時間才結束，我立即打的士去。會議結束後，超區與會者已經離場之後呢，還剩下有戴耀廷、區諾軒、我助手、我，四個人在這裏。當晚戴耀廷再次親口邀請我同民主動力承辦35+初選。」

趙家賢說，到了5月中下旬，他才正式答應戴耀廷承辦初選。

「去到5月中後的時候，我，呃，我，同兩個副召集人，同戴耀廷見面之後，當時我要求戴耀廷要承諾，整個初選的運作是要民主動力可以全權處理同控制，而他當時口輕輕答是無問題，我們因而信任他，所以就同意承辦這個初選。但是當然之後是很多初選的流程，是很多變異，我想之後主控會帶領我去講出來。」

不過，在民主動力2019-2020年年報中，有寫到：「 2020年3月開始，戴耀廷副教授和區諾軒前立法會議員主導，民主動力協助。」

趙家賢解釋說：「因為那個句子呢，不是一個很長的句子，那時3月底那些協調會議，我都獲邀，即民主動力，我或者職員獲邀出席會議…所以就用了協助這個簡單的表述。」

代表何桂藍的大律師 Trevor Beel 曾向趙家賢指出，根據黎敬輝的筆記，民主動力早在2020年2月已經參與初選，2月10日，趙家賢有同戴耀廷、區諾軒、時任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時任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黃逸旭、黎敬輝曾一齊開會討論初選，趙家賢說是蔡澤鴻叫他參加，又引述蔡稱呼戴為「戴妖」，又指蔡澤鴻說搞協調還是信任民主動力，所以叫趙一齊來。

Trevor Beel 又引用趙2022年9月29日的第一份無損權益供詞（non-prejudicial statement, NPS），其中趙說：

「於2020年大約3月尾至4月頭，區諾軒打電話給我，說戴耀廷找他籌辦一個初選，是為了第七屆立法會中，為民主派人士，取得35個以上議席。而區諾軒建議，找民主動力幫手，戴耀廷同意，因此聯絡我，想邀請民主動力協助籌辦初選。由於2018年，民主動力曾籌辦過一次立法會補選初選，擁有相關經驗，而我也希望協助增加民主派在立法會中的話語權，並推動民主，改善民生，所以，我與民主動力副召集人鍾錦麟商討後，決定答應邀請，協助戴耀廷籌辦初選，但負責範圍及有關初選的細節並沒有於當刻決定。」

Trevor Beel 問趙家賢，在這份NPS中，所言是否事實，趙家賢說「是整個事情的簡約版」。

Trevor Beel 再引看趙家賢2023年1月10日的 NPS，其中寫道：「在2020年3月尾至4月頭，當我同戴耀廷、區諾軒一開始籌備初選時」，趙家賢將這個時間的寫法歸咎於警方：

「因為這個是警方向我錄取的無損權益的口供，而警方當時的需要是就住整個案情大方向去取得有關的資料……這裏我和警方有討論，我有講，這個位（置）打出來不是太表達到我的原意呢？因為我在這個 VRI 口供當中都有提到5月才確認承辦初選……為什麼警方會寫3月尾4月頭呢，他們說他們的角度、要案情的大方向，因為當時民主動力雖然未確認、應承承辦初選，但當時3月底4月的時候，真的有獲戴邀請、出席列席相關會議。雖然是表達一些的、提供意見，所以在這個第二段第一二句那裏，就是警方覺得他需要案情是這樣寫。」

Trevor Beel 指趙家賢所說民主動力5月中才參與是「虛構」（fictional），趙家賢反質問：「辯方大狀是不是想在我腦裏面植入一些不屬於我的認知？」

- 去得少、到得遲、走得早 - 

不能讓民主動力壽終正寢、而且要求可以「全權處理和控制」整個初選運作的趙家賢，並非協調會的常客。

他作供時稱自己有出席3月上旬、九龍東的第一和第二次協調會，3月24日九龍西的協調會他遲到，3月26日和4月18日港島區兩次協調會他都遲到，新界西他只出席了4月23日的第一次會議。新界東4月14日和5月5日兩次協調會，他一開始說自己兩次都有出席、而且5月5日的會議是他出席的最後一次協調會，但之後修改說法，說自己只出席過第一次。

其餘大部分時候，代表民主動力列席協調會的，都是總幹事黎敬輝，而黎每次會後都會給趙家賢提供簡單的文字會議摘要——「很非正式、只是將一些重點信息記錄落（下）來」，趙家賢稱自己就是根據這些摘要掌握協調的情況。

九龍東是最先召開協調會的選區，第一、第二次協調會，根據控方第一證人區諾軒的供詞，在3月2日和16日召開，而按照趙家賢的說法，當時民主動力並無獲得授權主持協調、甚至遠未收到戴耀廷提出的承辦初選的邀請。

趙家賢的說法是當時民主動力是獲邀「列席會議」，如果參與者有意組織初選的話，民主動力就以2017、18年協調立法會補選的經驗，提供一些參考。

「九龍東是作為首個開會的地區啦，當時大家兩次會議談到的，其實都對於要、是否有初選呢未有共識。而反而就是一個叫做，看到時（候）、臨到投票日前的民意調查的情況，就看一下各個參選團隊的支持度，有沒有哪些團隊是過分低，然後退選。」

會後由時任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發出的九龍東協調機制初稿，趙家賢說自己沒有印象收過。

3月24日九龍西第一次協調會，趙家賢說自己遲到大約半個小時，至少到當晚8點05分，他都尚未到場。

「我去到的時候他們很重點是在討論，如果初選，一些出選的機制，怎樣能夠鞏固選票等等，是一些確保勝選的事務」，「我會記得李傲然呢，他是有比較上進取去講，覺得要用盡，議會的一些權力，但是再之後有一些其他的討論，令到有關的討論好似是沒了蹤影。」

李傲然是2019年當選的素人區議員之一，當時在油尖旺區議會任職，趙家賢形容他是「新當選的政治素人，就是在網上在非建制陣營當中都比較有知名度、有發聲的」。

會後戴耀廷發出的九龍西協調機制初稿，趙家賢說自己「應該知悉」。儘管沒有出席九龍西第二次協調會，但是趙家賢說會後他有收到、也有打開戴耀廷發出的該區協調機制終稿。

3月26日港島區協調會，趙家賢說自己晚上8點多才到場，會議在9點半到10點之間就結束了，他沒有印象自己收過區諾軒發出的港島區協調機制初稿。

「我記得香港島就是主力由區諾軒去開會同他們談，因為他本身是香港島前任的立法會議員啦，那所以呢就，我就沒有印象他有特別文件給過我，但是我深信他同相關在香港島參與協調會議的人有很充分的溝通。」

4月18日港島區第二次協調會，趙家賢在作供時頗花了一些時間才確認自己有出席， 而且又是「遲了去、早了走」。

黎敬輝關於港島第二次協調會的筆記提到，區諾軒在會上講到「讓區議員知道選舉形勢不樂觀，要有戰意鬥志，否決財政預算案」，趙家賢說「我印象是沒有聽過，但我不能肯定可能我在場（時）有講到，但我聽不到的情況」。

「我反而很有印象是，司馬文是反對否決財政預算案。然後我記得戴耀廷有講到他這個的建議呢，都是根據基本法賦予的立法會的權力去一個憲制上的統帥。」

- 新界東第一次會議 - 

趙家賢對於自己有親身出席的協調會議，花了最大努力、最仔細憶述的是新界東的協調會議。

控方第一證人區諾軒說，新界東協調會議上，關於是用「會積極運用」，還是「會運用」否決權的爭議，是在5月5日第二次協調會出現的，但趙家賢說，這個爭議是在4月14日、他有出席的第一次協調會出現的。

4月14日，新界東第一次協調會，會前趙家賢 WhatsApp 問戴耀廷有什麼人會出席。「我本身只是想瞭解當時將會開的會議是有什麼持份者會參與。而因為不同的政治光譜的團體或人士呢，他們可能對於如何協調、做不做初選等等，是有不同的意見。而最重要是，都是首次會議，所以特別作為調解員的思維呢，就是要早早準備一些背景資料。」

但開會當晚，因為區議會的事務，趙家賢再次遲到，「在會議中途趕到出席」，抵達會場的時候已經8點多，而他記憶中，會議在大約9點半結束。

到達之後，趙家賢也沒有認真開會。「我到了的時候我都知道，黎敬輝都是幫手在聽會，有做重點的記錄。因而我當時是叫他繼續幫手，而其實我在會議到達之後，都在我的個人電腦處理區議會的工作」，直到與會者講到民主動力。

「有些與會者呢見到民主動力在這裏，因為直接開名講民主動力，那我會竪起耳朵聽，那些本土派呢，他們就會覺得民主動力是泛民主派的大台在這裏，不想民主動力……他們會覺得要做任何協調或者做初選呢，不應該有民主動力的參與。那所以我在當中是有些的回應的，不過詳細我不記得了，我只是拿這個做例子，同法官閣下講解，類似可能講到民主動力的東西，或者有少少爭議的，我才會特別關注。」

趙家賢說當日會上，戴耀廷有介紹同日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攬炒的定義和時間》。文中有寫到，「攬炒的定義，可以是指立法會被解散和特首辭職，也可以是指特區政府運作停擺，亦可以是指中共正式宣佈一國兩制結束」，並引用基本法第50到52條的機制，講解取得立法會過半如何可能最終導致特首辭職。戴耀廷在文中估計，「最早出現解散立法會的時機，就是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開始後大概7個多月⋯⋯會是2021年10至11月間」，戴耀廷也指出「民主派在約一年間需兩次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才能做到攬炒」。

趙家賢憶述：「當時應該是有與會者講，戴教授你好似在《蘋果（日報）》有篇文章，我支持你的講法。但是其實不是個個人都有看《蘋果日報》，或者專登（專門）粉絲看戴耀廷文章。所以我記得戴耀廷有講，他有寫過一篇《攬炒的意義和時間》，而但是他在會議上面呢，他講的文章當然不是整篇講完啦，他用一些比這篇文章溫和很多的字眼，大概就是講，其實我的意思是想用基本法裏面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就是要去否決財政預算案，而這個才是一個籌碼去同中共談判。所以他再有講就是，大家要預備當選的話，都可能只能做7個月（議員）。」

趙家賢說因為講起這篇文章，4月14日的會議上出現了用「會積極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還是「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的討論」。

「當時呢，戴耀廷是有講到，大家如果是有個協調的話，可能做民意調查或初選呢，大家都要有個共同綱領，他就會是收集大家意見然後幫忙起草，再另外個別發送給有關的人士。而當中就是有講到戴耀廷提倡『積極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 否決財政預算案——就是帶出了這個的方向出來。那而呢就，當中有一些傳統的泛民主派的政黨，譬如民主黨這樣，是有表示一些疑慮的，譬如就是話，那難道起醫院起學校的撥款都反對？」

「當時開會就開始有少少火花了，我就好記得是，本案的被告之一鄒家成，他就對於傳統民主派的這些的顧慮呢，就作出好強烈的批評。而他會覺得是，民意呢就是要選到抗爭的人士入去立法會，而就是要去用盡方法是去逼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那所以就應該是，字眼上是要更進取，應該要是『會否決』。」

在接受辯方盤問時，趙家賢說那次會議上他「親耳聽到，親眼看到」民主黨代表莊榮輝說沒有黨的授權就否決權字眼投票，有人代表社民連，但他記不起是誰。那次會議「鄒家成有提到，chur盡（竭盡全力），就係我一定運用啊，這樣的意思」，但那次會議「很記得是沒有任何投票，因為民主黨的代表講明不會獲得授權（投票）」。

他在控方主問中並補充說「在之後一次會議都有繼續去討論有關的事情」。

新界東第一次協調會之後，戴耀廷在新界東的 WhatsApp 群組中發出了協調的討論文件，趙家賢說自己沒有打開來看。

- 戴耀廷傾向本土抗爭派 - 

趙家賢形容，在協調過程中，就否決權的運用，參與協調的民主派人士之間是有拉扯的，狀況如法官所形容的拔河（tug of war）。

「協調會議上面，傳統的民主派政黨，他們是表達有擔憂，而當時還是繼續協調中。」

趙家賢口中的「傳統民主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和社民連。

作為例子之一闡釋這種「拉扯」的，是4月23日的新界西會議。趙家賢對當日會議的憶述是：

「我的印象是有，戴耀廷有提過，就是說整個民意呢都是要求要運用否決權去逼政府回應五大訴求，而當中的、當時的討論大概的情況就如另一位法官閣下所講，就好似拔河，本土抗爭派和傳統民主派就這個議題拉扯。」

會議之後3日，4月25日，戴耀廷通過 WhatsApp 的廣播功能向新界西參與協調的人發送了這樣一段訊息：

「這是下次會議討論的文件，希望能表達得到大家最有機會達成共識的想法，或許這建議未必是大家最想見到的方案，但希望大家在這艱難局面，盡可能達成共識，相信這也是支持我們的選民的期望，大家若認為文件仍有不足，也希望大家能參與下次會議，一起來討論怎樣去改善它。」並且附上了新界西的協調文件初稿。

趙家賢對這個訊息的解讀是：「他都表明了，不是大家最想見到的方案。即是他是作為會議的協調人，但是他是其實有去拉向了、去推動運用基本法給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個方面」，「他傾向本土抗爭派那邊」。

不過新界西的文件所用的字眼是「會積極運用」，而非抗爭派代表鄒家成所建議的「會運用」，法官陳仲衡質疑，那趙憑什麼說戴是傾向本土抗爭派呢？

趙家賢說：「法官閣下，在我角度我覺得是有的，原因是，如果是有保留的話，他應該要釐清有關政團的一些關注。而但是他已經在草稿當中，都是將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這個字眼加進去。如果未談到完全大方向都同意的話，在我作為做調解員的操守當中，其實是完全成句（整句）不應該出現。」

趙家賢說因為要出席地區上母親節的活動而沒有出席5月8日新界西的第二次協調會，黎敬輝代為出席，而黎有傳給他「新西搞掂」的信息，趙家賢說意思是「新界西的協調會議要達成的共識和協議已經完成了」。

- 新界東第二次協調會 - 

對自己並沒有親身出席的協調會，趙家賢在作供時，會根據控方呈堂的黎敬輝發給趙家賢的會議摘要發表他的解讀，比如對5月5日的新界東第二次協調會。

黎在5月6日發給趙的筆記中寫到：

鄒家成： 如我們不決意，如果說服香港人於初選投票，推我們入立法會癱瘓政府？

呂智恆：兩辦施壓，令大家自我審查，用保守字眼中政府下懷…… 

何桂藍：如以基本法條文作出DQ（disqualification，取消參選或當選資格）會引起負面回響，綱領更進取較好

趙家賢就說自己曾向黎面對面查詢這次會議的細節，並在此基礎上就會議上發生了什麼事作供。

「我看到抗爭派在會議上是很進取地，甚至乎是，對於中央政府的，呃，方面，是，他們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是很漠視。本土抗爭派對於中央政府的一些信息是很漠視。」

「就鄒家成在會議表述的在立法會癱瘓政府這樣呢，我有向助理理解一個他當時的，唔，講的時候的整體會議的氣氛——鄒家成講這句的時候協調會議的氣氛。唔，我助手回覆是，本土抗爭派的候選人或他們的團隊都是點頭啊，用一個同意的取態。」

「我當時留意到就是本土抗爭派他們是想將他們想做到的一些目標或者是方向呢，在會議裏面是要叫做拉倒傳統民主派都要一齊去做。」

「看到尾三那句，『會運用投票通過』， 這一句是我很著重問我助手當時發生什麼事。因為我所認知就是，民主黨的代表李永成（李實際上於2018年12月已退出民主黨），一來他與會上講的重點都是溫和啦，而另外，因為我都曾經做過民主黨的中央委員，如果在一個會議上面，涉及了其他的群體要突然這樣做投票的話，呃，民主黨當時那個代表李永成呢，我很深信他絕對無獲得任何授權去表態。」

「而所以我就問我助手，那為什麼會投票通過到的呢？而他講給我聽是，戴耀廷就是說，因為要那份協議呢，要去出最後版本的啦，那所以都希望在那次會議呢，大家用表決形式來給一個主流的大方向出來。因而有這個意向的投票，而是『會運用』這個字眼是絕大多數 so-called 叫通過這樣。」

趙家賢說，他向黎敬輝了解完5月5日新東第二次協調會的情況之後，在一個他已經記不起的時間，與戴耀廷當面溝通。

「就本土派這麼進取的取態，我同戴耀廷想瞭解個會議的形勢。而我都從戴耀廷口中都確實到我助手所講投票的時候，我先前憶述的情況。而所以我都特別去提及，譬如民主黨等等的傳統民主派，他們不可能是用到『會運用』，在我的角度我都覺得好詫異。」

「而我都有跟戴耀廷講，民主黨的代表不獲授權的情況，而戴耀廷就同我講，他是拿個大方向，起草最後版本的協議的時候，他會給全部與會有關的會想出選的團隊。而就住民主黨的情況，他同我講會同民主黨方面去處理好。」

「我能夠確認是，我同戴耀廷，就有這個投票的情況，大致上同我助手匯報給我聽的情況差不多。」

在代表民主黨的被告黃碧雲和林卓廷的大律師沈士文盤問時，法官陳慶偉追問「意向性投票」是什麼意思。

陳官：當時，民主黨的代表是不可以投票的——我說白一點，就是 「你，走到一邊，其他人來投」。

第二次會議時並不在場的趙家賢答：這個應該是當時的情況。

- 「李伯盧」形態似協助 - 

趙家賢當時不知道、不清楚，但也可以發表長篇說法的，還有網名「李伯盧」（liberal 諧音）的第五被告吳政亨。

2020年3月中，協調會議開始啟動的時候，「李伯盧」發起「三投三不投」運動，呼籲選民在民主派初選、官方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並投給在初選中勝出的民主派候選人，不投不支持、不參與初選、和不遵守初選規則的候選人。

趙家賢說自己是民主動力答應承辦初選之後，「5月底至6月中」留意到「李伯盧」和「三投三不投」運動，「因為當時就是有些政界朋友給我看到李伯盧在網上自己的三投三不投啦，那好像還提到戴耀廷教授有回應他，有個加持。那講李伯盧就講到，他很支持初選啊，形態上好像他是在協助，這個，舉辦初選的一部分。那因為看到這樣的信息呢，我就打問號啦當然是」。

趙家賢說自己問了區諾軒誰是「李伯盧」，為什麼他看起來好像是在舉辦初選的其中一部分，並問區是否和戴除了邀請民主動力，還有邀請其他人一齊辦初選、而民主動力是不知道的，「區就跟我講，他完全不認識、不認知這個人。我就跟區講，我好擔憂個情況」。

趙家賢說自己也有問戴耀廷「李伯盧」是誰、他們是否有聯絡、「李伯盧」是什麼角色、什麼身份，他為什麼好像是初選的其中一個舉辦方。

「戴耀廷就回覆說李伯盧是他 fans，之前戴耀廷舉辦雷動計劃（戴耀廷針對2016年立法會選舉提出的策略性投票計劃）等等都有幫手，而戴耀廷都有講，接下來初選有這些團體組織幫手推動初選，在民間是很有用的。

「那而我就同戴耀廷講了我當時的判斷和看法，35+是一個民間的初選，是希望集中民主派票源同減少出選團隊的分票問題，那所以參與的人就要按機制，他輸了就自願地不會參與官方選舉，而是出於那個參選人自願的態度，因為根據香港選舉法例，任何人都有自由參與或者不參與選舉，那而李伯盧當時推動三投三不投這個運動呢，唔，不支持不參與不服從，而三投，初選會投，9月官方選舉會投票，一定投個初選勝出者，而他這些的宣傳所講的東西其實都會對於初選勝出人士，其實都是一個支持的動作來的，而他講那三不投呢，是對於一些有機會想參選的人士呢，是一個阻礙來」，「因為這樣是違反了選舉舞弊及非法條例」。

趙家賢說戴耀廷回應稱「怎麼會這麼容易有問題」，而戴也說會提醒「李伯盧」推進的時候小心一些。

趙家賢說，直到2021年3月初選案提堂，他才知道「李伯盧」在現實世界中是吳政亨。

趙家賢並說，「李伯盧」在初選中的作用，是讓初選的規則有所轉變，從原來不要求初選落選者支持勝選者，變成要求初選落選者不僅不參與官方選舉、而且要支持勝選者。

「在初選協調會議開頭呢，大致上沒有要落選者一定要支持勝出初選的人的，當然慢慢討論下去的時候呢，就有一些政黨組織就覺得，如果落選了，我願意支持其他勝出者啦，他有一些這樣的承諾。而我會記得戴耀廷呢就有在會議有提到李伯盧，他說這些是一些民間團體人士，當時是引述了他，就是說，第一民間這些的團體人士呢都希望有初選啦，希望是有心出選的人就應該要參與初選，那而是，如果是參與了機制的話，就是，候選人應該要服從個機制啦。」

「那所以就，我會視之為戴耀廷是提出，除了我們政界自己討論之外，民間都有人提出這些想法，尤其是要服從個機制。那所以就是說，如果落選的人士，就要支持個機制，就是要支持勝出初選的人繼續參與官方選舉。戴耀廷是，我想他是在協調當中，有這些信息，提出來講給與會者去聽。這個都是，慢慢協調會議討論之後，就在會議共識文件裏面呢，最後有相關意思的條款加了進去。」

在辯方盤問時，趙家賢強調，三投三不投「同民主動力、同我本人、同區諾軒無關」。

- 區諾軒變「磨心」-

趙家賢說，在他記憶所及的所有協調會中，區諾軒都沒有參與討論否決預算案，但隨著協調的推進，區諾軒越來越變成了「磨心」。

「本身區諾軒都是傳統民主派出身的，他在南區當選區議員啦，他曾經在民主黨也是我的黨友，而他是在黨裏面是得到民主黨主流派的元老那輩的支持。那而去到之後，在，呃，香港島的補選議席的時候，就因為羅冠聰被褫奪議席，本身想找他的團體的周庭出選的時候，而周庭都是不給入閘啦，因而那個時候他們就找到區諾軒就去做代表參與香港島2018年立法會補選……他當時是一個獨立民主派的身份，那當時因為香港島這個補選議席只有一席，所以整個香港島所有民主陣營的不同派別呢，都是集中票源支持他的了。

「那到他補選當選了之後，進去立法會履行工作的時候呢，唔，那我當然都作為香港島在東區的一位議員呢，都在地區上面就地區的一些建設，可能要在立法會拿撥款等等，都會有同他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切磋。很坦白講，我同區諾軒是沒什麼私交的，絕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交流。因為他做過『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他和社運界朋友平時食飯品酒等等，很多交流活動，都見到他是很，很 social 啊？好 social 啦。他在工作上的時候都會呻（抱怨）給我聽。」

「因為他本身的議席是來自當時叫本土自決派的光譜，那當然在那個光譜的人士當然希望他在立法會的一些倡議做法等等呢，是就住他們的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倡議去實行啦，但是其實在傳統民主派當中來講，對他都很大期望的。我記得，呃，前民主黨元老李永達直接在黨的會議裏面講，當他半個兒子，如果當選了就當有半個黨員當選了的啦。」

「在這個整體的政治的形勢和政治的關係的背景當中，再加上他在南區利東邨都是一個很實務、為基層很實幹的地區議員。所以在實務，他是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怎麼平衡兩面，民主陣營裏面傳統和本土兩面的光譜，而在地區一些市民希望一些務實惠民裏面，這幾樣要去平衡是很困擾的。」

「他是需要經常就住兩面不同的光譜，如何去協作是會有一個好——又是有些兩面不是人，或者是遇到很多委屈的情況。」

- 不清楚民主黨 - 

儘管趙家賢2004年已是民主黨人，2020年時時民主黨東區黨（Caucus）召集人，但是在作供時，趙家賢並沒有像維護區諾軒那樣維護民主黨。

民主黨有4人在初選案中被告，其中主席胡志偉（九龍東）、副主席尹兆堅（新界西）認罪，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新界東）、黃碧雲（九龍西）不認罪，林、黃由大律師沈士文代表辯護。

九龍東和新界西的初選參選人都有在他們的提名表格和政綱之外，附加一份他們選區達成的《共同綱領》。

據控方第一證人區諾軒的證供，在6月14日、初選提名期第二日，他收到時任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的 WhatsApp 短信，其中講到五點，「包括第一，他們覺得要發佈一份公開協議，說明『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第二，他們要求大會認可這份公開的協議；第三，他特別強調民主黨，他引述民主黨說大會公開同意的文件他們願意簽；第四，關於否決預算案的說法，怕候選人避重就輕；第五點，蔡澤鴻同我在電話都有強調，他說希望大會可以接納，如果不是，他怕『兵變』。」

趙家賢說自己沒有出席九龍東6月14日的會議，也不清楚民主黨的立場：「當時我只是作為是民主黨在東區的黨團召集人，Eastern District Caucus ，我並不是民主黨的中央委員在當時，而我的理解是我沒有特別收到任何討論的信息。」

之後，區諾軒曾經在組織者群組中發出信息，說民主黨時任副主席、初選案認罪被告之一尹兆堅，曾經向區提出，如果初選組織者在6月24日開記者會，「應認同民主黨當初若簽抗爭聲明他們是願意簽，只是最後不想無限簽民間聲明所以才不簽墨落無悔」，但是6月24日並無記者會，因此初選組織者也沒有講出這樣的話。

對此趙家賢表示不清楚區所指何事。

至於林卓廷所在的新界東選區，林卓廷本人並沒有出席協調會，趙家賢也說他清楚記得民主黨的代表對無差別否決預算案提出質疑，也明確表示自己沒有獲得黨的授權投票，而且趙家賢確認在協調中從來沒有聽過或者見過關於如何取得共識的任何規則，但趙家賢堅持新界東協調會議是「拿到了意向」。

對於民主黨代表提出的異議，趙家賢說戴耀廷曾講過會自己聯絡民主黨解決，沈士文大律師向趙家賢指出，他事實上並不知道戴有無聯絡過民主黨，他自己也沒有找過林卓廷和黃碧雲。

- 勸說無須簽署公開協議 - 

在戴耀廷發送給趙家賢的協調機制時間表中，原本有一項是「簽署相關選區的協議文件」，趙說這是戴耀廷原本的計劃，但是到了5月底，初選組織者準備召開記者會宣佈協調結果前，「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在他和區諾軒的「遊說」下，戴耀廷改為公開表示不要求初選參與者簽署任何公開聲明。

「除了我之外，還有區諾軒，都有同戴耀廷講。如果簽一份文件，是公開的話，文件就很順勢會是變了（讓）這個選舉主任去作出檢視。而當時我開始已經有各方面信息知道是（全國）人大會準備通過港區國安法。那所以我同區諾軒會覺得，不需要有一個簽了的白紙黑字的文件公開出來，對於參選人是一個保障。而我記得最後其實在6月9日的記者會上面，最後是由戴耀廷最終決定，同在記者會公開說明，是當時無需要簽任何的協議。」

6月8日，趙家賢說在他的要求下，戴耀廷將各區的協調文件「final」版本發送到了初選組織者的 WhatsApp 群組，「那些的協議就為之共識」，「那些的協議的文件呢，或者叫做共同綱領啦……他都同我講是有發送給有關的人士看」。

在6月9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初選參選人是否需要作出某種承諾，戴耀廷回應稱：

協調過程大家都有共識，知道為什麼我們希望爭取35+，國安法之下，我們自己發言都講，我們不會愚蠢到自己製造藉口給當權者 DQ 我們參與這個計劃的人，我們現在一定是需要建立一個互信，大家一路之前參與了整個過程，大家願意爭取民主派爭取35+， 話一個政黨或一個陣營想贏選舉，拿到一半的議席，是違反國家安全呢，是點都說不過去。

趙家賢作供時說：「在當時記者會的背景底下，戴耀廷用這個字眼的回應是在代表說，在協調過程參與者大家是有一個共識，而但是，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沒有需要特別講出來，而因為後面他就提到，在國安法之下，不想製造一個藉口，給這個的政權是去褫奪參與這個計劃的人的資格。」

法官李運騰質疑，如果初選組織者當時真誠相信自己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沒有違法，為什麼要擔心候選人被 DQ 呢？

趙家賢說：「回應法官，當時因為國安法整個條文未出來，而在過往的選舉和當時的選舉的背景氣氛是不一樣。因為選舉主任是會看有關的遞交報名表的參選人他在各個方面的情況。而有些類近的情況可能是 A 參選人入到閘，但 B 參選人就入不到閘。那因而我同區諾軒當時向戴耀廷遊說他就是說，為免有白紙黑字文件出來，好似提供了給選舉主任去多問了一些東西的關係。那簡單來講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李官再追問，趙家賢言下之意是否不想給初選留下文件證據（paper trace）、不透明會對他們的工作有幫助？

趙家賢說，這樣「會有一個不確定性在當中」，「最主要我同區諾軒都是很實務在看初選，我們能夠在初選勝出的人士能否成功入閘官方選舉那裏參選。因為如果，就算我們是做到個初選，給到市民投票，選到人選，但結果未能入到閘，就變了未能反映當時希望可以集中票源那個的，集中票源的那個，其中一個心意在當中。」

記者會之後，6月10日，戴耀廷通過 WhatsApp 廣播功能，向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的廣播群組發出《35+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協調機制時間表》，趙家賢說其中有關簽署協議文件的項目已經刪除。

- 無白紙黑字都是有共識 - 

6月10日，《墨落無悔 堅定抗爭》聲明開始在網絡流傳、聯署，6月11日，戴耀廷通過 WhatsApp 廣播發出信息致歉：

不用簽署協議是我個人的決定，我不希望由我手上產生一張有可能被政府用來 DQ 人的名單。在國安法的陰影下每個人被 DQ 的風險都很高，我不想用我的手去製造風險讓政府去 DQ 任何人。

我事前應先諮詢大家的意見，未有這樣做實在不符程序的，為此我必須向大家再次表示歉意。

趙家賢說：「當時戴耀廷在記者會前那段時候同我的溝通當中，他還在思考是否無須簽署。他有提到他會同一些的參與協調會的人去問下意見。但如果照他在這個 WhatsApp 廣播當中的說法，他應該沒有跟所有人去做諮詢。而可能只是某幾個人，瞭解了意見，這樣。那當然在當時的背景情況呢，其實是本土抗爭派是超級大意見的。」

「我的意思是，本土抗爭派是對於整個民主陣營下傳統民主派等等的光譜是一齊參與這件事情呢，其實好明顯是互信度是極之不足。因為當中在協調會議，大家協調到了達至共識，主力是戴耀廷同大家談，戴耀廷是可以對當中的事情做證。」

法官李運騰問到，這個信息只廣播給了4個選區，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和區議會（第二），為什麼沒有廣播給香港島、九龍東和功能界別（醫衞界）呢？

趙家賢說，「在香港島就戴耀廷就主力交了給區諾軒啦，而九龍東就是有一些地區的議員同義工的群組等等啦。我只能夠講是，因為有些不同的關係，我相信戴耀廷用了另外一些的方法將這些資訊作出發放。」

6月12日，戴耀廷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發佈公開帖文寫到：

是否簽署聯合的聲明，確立之前的而承諾，是大家自行的決定，無論是怎樣，我都會尊重，我只是希望大家能信任我，將來若出現紛爭，我會真誠地見證大家的協議是什麼，我希望我的過失不會導致原先已達成的共識破裂，期盼大家仍能保持相互的信任，努力完成公民投票。若我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也不適合再統籌這次公民投票了。

6月13日，為期一周的初選提名期開始，到了6月19日，《墨落無悔》聲明的三名發起人張可森、鄒家成、梁晃維，發出了致初選籌組平台的公開信息，信息內容是：

我們三位有意參與初選的人發起之｢抗爭派立場聲明書｣已逾一星期，到目前為止共收到39位以上初選參與者以個人或政黨名義簽署，意味除民主黨、街工及社民連等外大部份的參與者已簽署聲明。

初選原設共同綱領，有意以｢運用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之基本法賦予的立法會權力，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的素人以及政黨因此共同目標而集結，期望以初選方式讓香港選民選出合適的代表披甲上陣。若無此共同綱領，恐怕初選只會淪為議席的｢分餅機｣。

在戴教授決定參與者毋須簽署共同綱領後，雖然大部份參與者有簽署「抗爭派立場聲明書」重申自己堅定的立場，但亦有原先有出席初選協調會議的參與者明言杯葛初選。換言之，其支持者因而無法在初選之中支持心儀的候選人。

與此同時，早前初選協調會議中的共識及後來我們發起的聲明書亦包括「認同若支持度跌出各區預計可得議席範圍，須表明停止選舉工程」。這是否代表部分拒絕簽署聲明書的參選人可以無視我們早前的共識，甚至無視初選的結果？

有見及此，希望初選主辦單位回應。

趙家賢將這個信息轉發到了初選組織者的 WhatsApp 群組，區諾軒有回應：

我覺得有樣野要講清楚，由頭到尾我理解個協議唔係冇左，而係無係記者會公開。至於内文係乜野，唔同人有唔同詮釋方法，聯署立場書，也不應該等於主辦單位的立場，但就不同黨派的公開回應，不見得有名單反對運用權力否決預算案。我不介意承認當初記者會出於好心，結果卻換來千夫所指，是主辦單位的問題，也都不希望候選人將責任歸咎於其他候選人，甚至產生不信任。部分的區既然決定再開會議，商量恰當的處理方法，要不，就開會先講，要不，應該繼續信任，繼續前行……

趙家賢在群組中說：

張可森幾條友擺到明是要懟到行，大家之前開左會的協議，區軒同 Benny 是有白紙黑字 circulate 給大家確認，雖然無最後簽字

趙家賢作供時解說：「就算沒有一份白紙黑字、大家用筆簽的協議都好，大家談的都是——用我在 WhatsApp 的字眼——是一個 mutally agreed consent」。

6月下旬，各區初選論壇舉行，趙家賢說自己一概沒有參與。

- 只可以信戴耀廷 - 

6月30日，《港區國安法》頒布實施，7月1日，趙家賢收到戴耀廷發來的 WhatsApp 信息：

這是我個別給各團隊的信息。

35+目標否決財政預算案，應不會觸犯國安法

若我的判斷錯誤，應也不阻初選繼續，因大家已有了 plan b 的準備。

我的看法是初選會繼續，對我的看法你有什麼意見，敬請告知。

趙家賢說，「當日7月1號是那個國安法生效的日期，因此他（戴耀廷）就住國安法當中涉及初選的問題，因為有一些建制聲明和聲音開始講，但是當時我就記得是，有行政會議成員兼資深大律師都有，當時他的意見就是看不到初選有任何違法。」

主控問趙家賢有無得悉任何人對戴耀廷的這個信息有提出意見或看法，趙家賢說自己收到信息時，沒有留意戴耀廷在問他意見，另外「就參選團隊裏面，我收不到特別的信息。第二，在民主動力我創立的群組裏面，當時區諾軒有提到——還是有一些群組——區諾軒提過有記者查詢過，是沒有特別有團隊有意見。」

趙家賢在早前作供時確認，初選提名期完結之後，在6月20日或24日，除了區諾軒本身已經建立的港島區群組，戴耀廷給各區創建了 WhatsApp 群組，方便信息發佈，但是在這些群組中，都沒有顯示收到戴耀廷7月1日的這條信息。

法官陳慶偉追問趙家賢如何能得知戴耀廷確實有把信息發給其他人，趙家賢說：「我有同他有個電話溝通，而他有跟我講到相關信息都有給到一些參選團隊的人士，但是我不能夠在這裏確認他用哪一種方法途徑去給他們，我當時沒有問他。」

趙家賢說在與戴耀廷通電話時，「他都是跟我講解，他是法律學副教授，從憲法方面解釋給我聽，國安法下22條、29條初選相關的那些問題，由於我只是法律相關服務業的調解員，我只可以聽一個法律學的副教授去講解」，而他自己則沒有發表意見。

- 民動只是提供服務 - 

《港區國安法》頒佈實施之後，民主動力還是繼續參與舉辦民主派初選，趙家賢形容，民主動力的角色是「初選活動的承辦機構」。

承辦服務之一，是「就住這個活動項目，我們就是向公眾進行眾籌，而收集資金以去開展活動」。趙家賢說戴耀廷在6月9日的記者會上，說初選大約需要400萬港元的經費，「為方便35+的計劃讓人記得，我就將個金額調低到350萬」。「就住我們做這個初選眾籌，特別由我提出是，根據選舉事務處的選舉指引精神，所以我們都是呼籲所有捐款人都是捐款1000港元或以下的小額眾籌。而在我們籌款最後的那條數當中呢，我們將一些大過這個金額的一些款額呢，我們是排除了，我們是沒有撥入作為初選的開支經費。」

承辦服務之二，是以「選舉送贈」形式為所有初選參選人提供「選舉服務」，並準備好開支文件，讓參選人在參加官方選舉時申報選舉開支。

承辦服務之三，是在民主動力秘書處下，就初選成立一個秘書處，處理票站設置和票站的義工、開支用度等事項。「某些兼職的同事，會有報酬啦。而在各個票站都有義工津貼、雜物開支，比如吃飯、水，可能是一些電芯之類一些需要的物資用品，是有關票站負責的站長，或者由那些站長或地區議員先墊支，再向我們民主動力申領。」

承辦服務之四，是宣傳初選投票。「我作為民主動力的召集人，我有向民主動力秘書處作出指示，就是請求他們幫手呢，去某一些傳媒機構賣廣告的報價，從而提供給我去再做考慮，到時應該在哪些傳媒機構賣哪種形式的廣告」，「有傳統的印刷報紙媒體，以及都是有一些網上傳媒機構的媒體，而在《蘋果日報》的手機應用程式裏面都有賣這個的電子廣告」。

法官陳慶偉指出，6月9日的初選記者會之後，民主動力臉書有發佈貼文，呼籲公眾支持初選，包括參加眾籌，貼文中包括「光復議會」的用字，問趙家賢是什麼意思。

趙家賢先說，「這個 page 多數都會由總幹事草擬了，一些大的項目我可能會看看，有些修訂，然後就發佈或者處理」，然後解釋「在我的理解是，立法會過了一半，民主派就能夠把議會的功能光復到，實行到民主派一些的政策倡議，因為未過半的時候」——翻譯打斷趙家賢，要他先等翻譯處理已經說出的內容，然後陳官續問，貼文中的「對抗暴政」，「暴政」又指什麼？

趙家賢說：「回應法官閣下，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底下，支持民主的民間社會會覺得是受到有一個好強大的政治的打壓，而對抗暴政的意思是，表達一種憤慨，而當然就是會在講就是現有的政權⋯⋯」

陳官：「現有的香港政權，現有的中國政權，還是兩者皆是？」

趙家賢：「法官閣下我只可以講不同人看到這個字眼，按自己思路有不同解讀⋯⋯」

陳官：「這是你們的臉書專頁，你來告訴我。」

趙家賢：「我相信是在講當時的香港政權。」

陳官：「這是民主動力一貫的政治立場嗎？」

趙家賢：「回應法官閣下，我作為召集人，我會講是絕對不是。」

陳官：「那為什麼發佈在臉書上？」

趙家賢：「回應法官閣下，我要認錯，呃，我沒有做好謹慎責任的角色，呃，原因是，唔，職員草擬了給我的時候，我著重看的位置，當時沒有特別留意到這個位⋯⋯」

陳官：「你是說民主動力政治中立，沒有政治立場，當時只是作為一個合約商在工作？」

趙家賢：「回應法官閣下，我們當然是一個 contrator，但是我們都是，多年來都是作為傳統民主派的一個協調組織和一個協作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不可以說是政治中立，因為民主動力是一個民主陣營裏面的組織。」

趙家賢說，這些字眼出現在民主動力的臉書上，是自己沒有做好「謹慎責任」。

代表何桂藍的辯方大律師 Trevor Beel 在盤問時，問趙家賢是否支持「對抗暴政」，趙家賢兩次迴避，不願意直接作答。

法官陳慶偉說：現在不是問你會不會用這個句子，是問你接不接受這個想法。

法官李運騰說：應該沒有人會公開說自己支持暴政吧？

Trevor Beel 追問：你自己會不會講那個句子？

趙家賢：不會。

- 籠統處理協調共識 - 

民主動力「承辦」初選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準備初選參與者要填寫的提名表格、收回參選人填妥的表格和政綱、收取參選人參選按金並發出收據。

提名表格聲明第二點一直是案件中的關鍵內容，當中提到「我確認支持和認同由戴耀廷及區諾軒主導的協調會議共識，包括『民主派35+公民投票計劃』及其目標」。 

對於其中的「共識」所指是什麼意思，趙家賢說，「那個協調會議共識呢，我特別是有講到明是戴耀廷同區諾軒主導的，因為並不是由民主動力去主導同進行協調」，「各個區是有些不同的關係，所以當時是用了一個籠統的寫法」。

「為什麼寫得比較籠統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傳統民主派看到本土派有這樣一個（墨落無悔）聲明的時候，雙方的對立就好大」，「因為這樣才能夠，本土抗爭派和傳統民主派都可以看到，這個條款，我們用他們的角度，類似一個中國、各自解讀『九二共識』那種講法。」

至於「各區達成了共識」這件事，趙家賢聲稱是戴耀廷告訴他的，但「我不能夠記得是面對面講還是電話講」。

「共識」的內容，趙家賢一開始說只有「否決權」一項，之後說還有「他們同意要做一個初選的公民投票」。

「民主派35+公民投票計劃」，趙家賢說「是初選，我叫做活動項目啦，是給市民參與個投票」。

計劃的「目標」，趙家賢說「我們希望是議會過半，即民主派能夠在議會拿過半議席」。

就提名表格第二點的內容，趙家賢說他自己和黎敬輝都沒有收到任何初選參加者的提問。

提名表格聲明的第三到第七點，都是照搬官方選舉提名表格的內容。

趙家賢說，「我們是參考官方選舉的提名表格，我們覺得合適、需要用的，我們都照將有關字眼、條文放在我們的初選表格裏面。因為我們做一個初選，我們是希望推出市民較支持的民主派代表去參與官方選舉，那所以他既然要參與官方選舉，所有有關條款都要遵守。尤其是第六條，特此聲明遵守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正如我之前所講，這個都是作為民選公職人員的應有之義。」

但是，民主動力並不會去檢視參選人是否的確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

至於參選按金收據，趙家賢說是總幹事黎敬輝製作，收據上也有幾點聲明，其中第二點和提名表格的第二點一樣，第三點則說，如果參選人違反共識，就被會沒收按金。

趙家賢解釋說：「當戴耀廷邀請我們提供初選服務，我們確認會做的時候呢，就是有講過，我們會收選舉按金，哪一個違反的話，我們是會沒收選舉按金的，但就怎樣叫違反有關共識，這個並不是我們民主動力的決定，因為會需要由會議的協調人戴耀廷和區諾軒他們去決定，我們民主動力只是做執行的角色。我相信我的總幹事也是就這個意思」。

趙家賢說提名表格做好之後，他有發送到初選組織者的群組給戴、區過目，「我知道戴耀廷是有看過的，區諾軒就跟我說戴耀廷看過就行了」，但按金收據就沒有發送去過群組。

至於有選區的候選人在提名表格和政綱上附加《共同綱領》，比如九龍東和新界西，趙家賢說「其實正常是不應該這樣處理」，是戴耀廷希望民主動力照收這些文件，「兩位的初選協調人都覺得是地區做主導的時候，就叫我們民主動力接收初選提名表格的時候，照收這個簽署的綱領。我要講清楚就是，我當時有同戴耀廷講清楚，我們只是按照戴耀廷的要求收這些文件，我們只是存放，不會作任何跟進，因為並不是民主動力需要收這份文件。」

- 戴耀廷已知有違法風險 - 

7月11、12日，初選投票日，趙家賢憶述：

「7月13日，當晚就是因為香港民研有關投票的數字呢，就（在）未完全點完的時候呢，就（因為）技術問題洩漏了出去，有傳媒拿到。那因而就香港民研（總監）鍾庭耀就要求我立即召開記者會，想立即將已經出來的電子投票的數字立即公佈。他直接打給我啦，我就即刻安排了一個緊急採訪通知，邀請記者當晚8點左右召開記者會。」

「當時就，戴耀廷其實雖然有出席會議，但是他是坐在那裏，沒有打算作出回應。但是到開放給傳媒提問的時間，當有傳媒問到，當時已經是除了政制局長、中聯辦都有發佈聲明質疑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那在這個傳媒提問底下，其他傳媒要求底下，才邀請戴耀廷從講台最側面，坐回在咪（咪高鋒）前面，即台的最中間。然後他就住回應初選涉嫌同國安法有抵觸的問題呢，他的大概回應重點都同之前主控有展示給我看的戴耀廷給我的信息呢都是大致的觀點。

「而到後期，我不記得是臨完個記者會前，他在公開場合講，還是記者會之後他對我講，就是他所講的法律觀點，就是從普通法的角度，如果從大陸法的角度，我不懂啊。當晚記者會後面，或者完了的時候，我聽到戴耀廷這一句的信息給了我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他其實是在表達他不確認現時的初選，是不是真的完全無抵觸新的國安法。」

7月14日中午時分，戴耀廷向初選參與者發出 WhatsApp 信息：

我公開的信息說，35+的目的是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令特區政府問責。不提否決每一個議案，也不說癱瘓政府。

趙家賢說：「7月14日我收到這個的時候我是未為意的，但之後我去找來看，我就知道當刻戴耀廷是很清楚知道是踩到界，是有違反國安法的情況在。」

「他在14日出這個信息的時候，其實是在清楚地說，為什麼要明說提示大家，公開的信息只講了這些東西，而不去提否決每一個議案，不說癱瘓政府，那很明顯是他，就是他已經認知到是有這個抵觸國安法的情況或風險，而他希望透過這個信息呢，是給各個團隊知道，公開發言的時候，大家要小心。」

法官李運騰問，當時戴耀廷是否在警告大家要說什麼或不要說什麼？

趙家賢說：「法官閣下，我會說是想統一大家口徑。」

法官陳慶偉說，簡而言之，他不想參與者踩過界、違反國安法，因為癱瘓政府本身已經是顛覆。

趙家賢說：「是，沒錯。」

不過在趙家賢2023年1月10日的 NPS 中，他在更早時候已經覺得初選可能違法。

「大約同（2020）年4月尾，我留意到戴耀廷在各大途徑包括 Youtube、媒體訪問呢、社交平台及蘋果日報等，宣傳他『攬炒十步曲』的理念，我雖然無清楚瞭解『十步曲』詳細有什麼内容，但我有印象，戴耀廷是說立法會議員可以透過兩次否決預算案，根據基本法就可以逼令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同行政長官必須辭職，稱這個立法會議員的權利是憲制武器。當時初選活動已經成為社會焦點，雖然我留意到戴所講話要藉初選取得立法會控制權去否決財政預算案有可能犯法，明白到策劃初選是有違反國安法或其他香港法例的風險，但當時我已身不由己，作為初選主辦單位之一，如果我未完成初選就退出，不但未能符合當時支持民主陣營的市民之期望，而且對我本人聲譽及民主動力發展上會有反效果，所以即使我知道戴耀廷最終的初選計劃是要令特首辭職之後，仍要繼續我的初選工作。」

法官李運騰質疑，既然如此，為何趙家賢在國安法實施之後、2020年7月初，仍然公開講初選沒有違法呢？趙家賢說，他的意思是沒有違反選舉、隱私等等條例，而當時他周圍的人，包括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和葉劉淑儀。都說沒有看到違法，「當時很難說要立即退場」。

- 抗爭派讓事態完全失控 - 

也是在7月14日，趙家賢說有一位相識很久的《蘋果日報》資深政治記者聯絡他，讓他看有關建制派談初選的報導，以及戴耀廷寫的《攬炒十步曲》文章。

「而當時我第一次看那篇文章的時候，我是心寒的。因為正如一個好似一步一步計劃的策劃、推行。」

「由於他原來之前已經有這麼具體地寫了，初選同他所講的攬炒的大計劃當中的其中的一部分」，「他寫得這麼清楚，一步一步去到一個，我會說是，世界大核爆這樣的情況。」

趙家賢說和記者談完之後，他和區諾軒有聯絡。

「區諾軒就同我有個電話通話，當時他就是有講到，他自己將會退出初選，而他也想我一齊退出。呃，他都有跟我講，去聯絡過時任的政制事務局的政治助理，去——因為已經知道呢，在建制派，建制派的傳媒以及是中央駐港機構，以及是中央政府國務院機構，都對於初選是大肆抨擊，是講涉嫌違反國安法，而他的判斷和他問到的意見是需要將初選停止。」

「而我有跟他講就是，初選都做了出來，已經投了票，我們有什麼補救措施，remedy 可以做呢。區諾軒就是說，唯有，作為主辦的機構，我作為民主動力，是協助承辦的機構，我們是要自行解散。而他就有講到，他會15日早上要上法庭，他會在那個時候宣佈退出初選。而我都有跟他講是，我會等他退出了之後，民主動力那裏我都會一齊去退出。」

趙家賢之後並有補充說，「當時我們講好就是，他（區諾軒）首先退出。而我會再看著事情，看哪個位置合適，去作出退出。因為始終是有一些的行政工作要處理。」

7月15日，區諾軒宣佈退出，趙家賢轉發區諾軒的臉書聲明時，還寫了一句，「在恐懼彌漫的氛圍，會謹守崗位，堅持合法實務工作」。

但在7月16日，趙家賢就自己發表了退出初選協調的聲明。他說自己決定退出的原因，與7月13日到15日的連串事件有關，而他「思維好特別的轉變，就是7月15日是在完全無認知、無提示底下，本土抗爭派所召開的，他們派別就勝出初選之後的記者會」。

「7月13日晚開始知道戴耀廷他對於初選是否完全合法呢，他已經開始有些疑問啦。而去到7月14日，《蘋果》記者提示我看那個十步曲的文章，叫我小心一些啦，區諾軒同我的電話對話所講他將會退出，初選在整個建制陣營和中央政府角度的看法呢，我會看到事情已經是由香港本地政治層面，已經提升上去是在國家的層面，再加上戴耀廷在7月14日他向所有初選參與者發出的那個 WhatsApp 信息，除了作用是統一口徑之外，他都可以講是力挽狂瀾，希望將初選拉回到、不要踩到紅綫。」

——就趙家賢這個「戴耀廷試圖將初選拉回紅線後」的說法，法官李運騰有問到，是戴耀廷有這樣講過，還是趙自己的猜測？趙家賢說：「當日（7月14日）我同他是有電話溝通的，對話裏面一些字眼上，我當然不能夠記得很清楚，而他是有個意思就是，可能有些候選人當時有一些言論是已經有些過了界。再加上他都有看到《文匯》《大公報》等等建制派媒體的報導，而他，他當時就首先會覺得，根據普通法呢，法例訂立是根據 material date，是沒得追溯的。在他角度，他不覺得自己那篇的文章有什麼問題，因為沒有追溯力。但他就住國安法在7月1日生效的時候，那因為個 material date 生效了，整個初選裏面參與者的一些言行呢都對整個計劃呢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而他出那個信息，他又不想——實際的效果是想做到統一口徑，而在我同他溝通之後，我會意識到，他其實都想將整件事由踩到界拉回出來」——

「而到7月15日，本土抗爭派他們縱使收到戴耀廷的信息，他們都在沒有和我們大會有任何溝通的時候，自行召集7月15號的本土抗爭派的記者會。記者會的發言，他們不但無視戴耀廷7月14日的短信，更加是重複很重視是除了會否決財政預算案、更是所有議案都會否決，而變了他們是希望在立法會上面，逼到政府要去想怎樣去 DQ 議員啦，去要解散立法會啦，從而再去到國際的層面，讓國際關注而去制裁中央政府。整件事是完全地失控。本身我在民主動力那個初選的提名表格當中，我是特別有加到，他們要承諾是要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我們是，我們民主動力很清楚知道，是擔任一個民選公職人員的應有之義。」

「這個絕對不合乎是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那，當然我在整個初選當中，是一個民間的選舉，我不是好像時任選委會主席馮驊法官有個授權，那所以我不能夠——加上我只是一個服務提供者——我不能夠 DQ 他們，我唯有在這個時候 DQ 自己。因為去到本土抗爭派記者會所出的言論，在我角度，是絕對同國安法是踩界的了。」

趙家賢後並補充說，「當7月15日知道有這一個記者會，而我去看有線新聞直播的時候，去看所知悉其内容的時候，就令到我會覺得是即刻要退出，只是我都要去思考以什麼方法怎樣去處理，到16號才公佈。因為，其實聲明就15日晚已經準備好，但是同一些我不記得是同一些團隊朋友，討論過出 Facebook 最有利的時候是大概朝早上11點左右，所以個 Facebook 就變了16號早上出」。

講到這裏，主控再給機會趙家賢講抗爭派的7月15日記者會如何讓他決意退出，趙也再次批判抗爭派是要「攬炒議會」、「抵觸國安法」：

「在記者會一開頭，呃，就已經有發言者表達信息呢，除了抗爭派成為主流，而這個抗爭意志都會是繼續帶入議會，而是就住會在議會度去，呃，進行攬炒，以當時的理解，在議會進行攬炒，一是有些議會流程的衝突或者肢體衝突又或者是表決議案投否決權——呃投否決票，而講到是攬炒議會之後，再進而講緊政府是否會 DQ 候選人或者立法會議員，然後就再講到是國際社會很留意香港這個事態發展，就是如果，呃，政權呢，是對於本土抗爭派的人士是進行 DQ，那我的理解是包括迫使到因為否決財政預算案而特首要根據基本法解散立法會，那進而就是國際社會看到這個事態發展就會是圍堵中國，而是就住是美國有簽署一些的法案，是會去制裁中國和香港的官員。

「而記者會他們講述這些信息，我當時7月15日聽到的時候，一來，我會很知道，他們所講會做的事而帶動到的事，並不是能夠捍衛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心意。進而我很覺得是，他們所講的這幾個流程，或者他們會做的事是會抵觸到基本法——啊 sorry，抵觸到國安法。當然我不是一個法律學者，或有關方面的法律專家，我只是以一個有恆常思維的人士，一個r easonable man，所以在當中我覺得一定要對我自己、對民主動力以及對我身邊的人士負責，而所以，因為我作為是代表民主動力去承辦、去處理這個初選，所以在當時，我會好清楚知道，要即刻是去退出。」

- 拒絕繼續做民調 - 

趙家賢並強調，他和民主動力的退出讓未完成的初選協調工作被中止，他也拒絕戴耀廷的要求、沒有把初選眾籌餘下的資金交給香港民意研究去做官方選舉前的民意調查工作。

「其實初選呢，其實是公佈結果之後，其實按當時所談的計劃，後續還是要由兩位協調人協調他們出選的名單。」

「再之後就是官方選舉投票日前的一個星期呢，當時都是定了民主動力是會就承辦初選再委託這個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個選前民意調查。而這些都是，如果（官方）選舉是正常進行繼續下去的話，其實民主動力還有一些繼續的工作在當中。」

「在7月14日同區諾軒的電話當中，他其實有同我提到是，國安法的第33條，就是去中止有關的計劃。而所以當時，我在7月16日發出的退出參與協調工作聲明，就是講明了，在初選因為已經投了票、結果公佈了，在這方面都不能去做任何補救措施，我只可以公開簡單講說協調角色已經完了。」

「我有說考慮各方意見，對身邊人士、民主動力執行委員會及所屬組織負責，我就宣佈退出參與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協調工作。所以之後戴耀廷其實有再問我，官方選舉前民意調查你還能不能給到錢鍾庭耀去做？我回應說我們民主動力已經退出了，這些不會繼續做。」

「當時眾籌的資金，每一個細項是1000元以下的我才撥入初選那裏。之後其他那些呢我會視作捐給民主動力的會務經費，和民意調查的支持資金。因而這樣，之後的執委會會議的時候，我就是就住建議是將那裏的錢呢，部分是捐給香港民意研究所，支持它做民意調查，但不是某一個項目。而其他錢就是我們再找尋一些，根據稅務條例註冊了稅務88的慈善機構，作出捐助。」

- 戴耀廷想開發新系統 - 

7月16日，戴耀廷也發表文章，說「因過去幾個月的勞累，希望未來爭取多一些時間休息，做多一些學術工作」，趙家賢說在那大約一個禮拜之後，戴耀廷「有特別追問我，官方選舉投票日前那個民意調查是不是會繼續給錢鍾庭耀那裏去做，而我，正如之前我都有講過，因為我們民主動力已經是退出，就不想再有繼續之後的事情，所以我就沒有給錢過去的。但是戴耀廷之後又有信息跟我說，鍾庭耀那邊呢他們可能會繼續自己找資源繼續做調查。這個對話都應該是在官方選舉提名期結束之前，選舉宣佈延遲之前，發生的。」

趙家賢說，到了2020年8月底，他與戴耀廷再次會面，戴耀廷「希望民主動力有大約80到100萬（港元），就捐給香港民意研究所。而他就是說，希望民意研究所建立一個全民投票系統，去拿民間的意見」，「他關注傳統民主派入到立法會的時候，對於否決財政預算案是有保留。所以就想透過這個新的系統呢，到時就是瞭解市民的意見，能夠統一到到時民主派投票的行動」。

「我當時理解到，其實他是想拿一個民意，如果民意支持否決，都是一個民意壓力，給到傳統民主派的政黨都要繼續。因為這樣，我代表民主動力是不想有個款項是支持有關的這個系統的計劃。」

代表何桂藍的辯方大律師 Trevor Beel 在盤問時提出，如果最後民調結果是大部分人不支持否決預算案，民主派議員是否就不會否決預算案？

趙家賢未及回答，法官陳慶偉就介入了，他說，民主派議員屆時未必會知道民調的結果，「這個民調用不用，是看它拿到了什麼結果」。

Trevor Beel 再問，戴耀廷如果想要這樣一個民調系統，是否說明民主派對於否決預算案其實沒有共識？

趙家賢一開始表示不明白問題，後來在法官澄清為「戴耀廷不信任傳統民主派」下回應：「回應法官閣下，我想他當時的思想會有不相信的其中一個因素在當中，而我的理解，他不是覺得大家沒有共識，是會覺得傳統民主派可能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呢，是會自己退軚。」

在控方主問時，趙家賢說，他當時沒有答應戴耀廷有多少錢可以給香港民研，只是回應說民主動力還在計算初選的開支。

到了9月初，初選的開支計算完畢，趙家賢說，眾籌所得款項，單筆超過1000港元的款項都被另外存起，沒有用於初選，這些款項合共有大約100萬港元，他「絕對因為不想戴耀廷所計劃的事，民主動力繼續牽連參與落去」，因此向民主動力的執委建議，「100萬是一個5：4：1的分配。50萬是捐給稅務88的慈善團體，40萬就是捐給香港民研，10萬是留給民主動力做會務經費」。

10月1日，趙家賢收到戴耀廷發來的信息，戴耀廷說鍾錦麟告訴他民主動力會捐款給慈善機構，並問趙這筆捐款大概有多少、有多少錢可以給民意研究所，有無預留80萬港元給民意研究所做官方選舉前的大型民調。

趙家賢說，當時民主動力仍然在討論眾籌餘下的款項如何分配，他也已經同執委會講為了避險，不應該再參與和初選有關的工作，「其實我不是很敢直接向他（戴）say no，在當時我是一個很困擾的迴避的做法」，「我很知道就是，戴耀廷他是繼續還是有很多一個大思想家的想法在繼續進行。在8月底、9月頭，我同他在太古城那個面對面的會面當中，他其實是有一種態度呢，他那個字眼直接是說——過了風眼位啦，沒事啦現在，而他還有講到是說，你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都讚我們初選做得好。」

10月稍後，趙家賢說，在區議會正副主席交流會議上，與戴耀廷再有交談。

「戴耀廷有追問究竟可以給到幾多錢他可以協助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工作，那而我當時就同他講，計算到呢、我同執委會研究呢，應該可以捐助三四十萬給香港民意研究所，是一個無條件、無特別項目指明的一個捐助，但是我們民主動力就不會就其他一些新的項目對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撥款或資助。」

趙家賢建議的5:4:1的分配一直沒有實行：「由於執委會是在2020年12月換屆，當時等到12月新一屆執委會再處理捐助的安排。新一屆的執委會呢我同他們講解事情情況之後，他們都需要時間考慮，所以撥款到2021年1月6號我們所有這個案件的人被捕，包括我們執委會的召集人、副召集人和司庫被捕之後，呃就所以到那個時候呢，筆款項在我們民主動力的戶口都沒有動。」

- 怨恨戴耀廷 -

趙家賢在作供期間，直認自己對戴耀廷有怨恨（resentment），而這也是他在作供中稱呼戴耀廷為「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大學者」的原因。同樣的怨恨，趙家賢說對區諾軒是「絕對沒有」。

他說在2016到2019年兩場選舉之間，他和戴耀廷的關係「好複雜」，絕非密友，反而視為戴耀廷為「搗亂者」（trouble maker）——「我沒有說他搞事，但令我在我的工作崗位上，是好多困難製造了出來，這個是事實」。

另外一個「事實」就是，如果2020年戴耀廷沒有搞民主派初選，趙家賢就不會在2023年坐在法庭做被告和控方證人。

不過趙家賢說自己沒有怪責（blame）戴耀廷，「我沒有一個怪責的情況，因為我今日在法庭這裏去作證，是為了協助法庭更加理解案情、去處理案件，所以，而我的角色係，就我所知的情況盡量地提供給法庭，去協助案情」。

在作供的過程中，趙家賢多次就戴耀廷在2020年發表的文章——儘管趙聲稱自己當時未有讀過或未有完整讀過——發表看法，並將初選「變異」「被騎劫」的責任放到戴耀廷身上。

比如戴耀廷在2020年4月20日發表的文章《香港攬炒大對決》，趙家賢說自己在庭上才第一次看，但「好火滾」：

「戴耀廷在這個協調的時候，他寫一些這樣煽動性、而且好像預言家的文章。尤其他在最尾那段『民主派現正密鑼緊鼓』那段，第二句『民主派若能成功，在明年就會否決預算案』，而第三句『民主派的策略是以攬炒去迫使中共』，整段的這些信息，根本他沒有獲得任何的清楚明確的授權。我現在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我看到這些字眼，我是好火滾。因為他根本是未有處理好所有人的共識底下，他都已經好像是民主派全港唯一領導人，說民主派就這樣做啦，完全是一個自負、不負責任的人……如果當時5月底我同意承辦初選之前，如果我同我組織成員有仔細看清楚戴耀廷這麼多的文章、發言，那我很深信我同民主動力都不會同意承辦初選……戴耀廷很明顯，他已經很躁動地透過民主派去參選、去拿過半議席，就是同中央同政府頂到盡。這個絕對不是民主動力過往多年來協調初選的初心。」

不過法官陳慶偉曾指出，民主動力2019-2020年工作報告中，曾經講到初選投票「成就香港民主歷史的一頁」，並「非常感謝民主動力秘書處團隊，兩位初選協調人」，質疑趙家賢「被騎劫」和怨恨戴耀廷的說法。

趙家賢說，工作報告是流水賬、用比較正面的字眼，又說，「整個社會氣氛是雄心壯志」，「大家互送高帽」。

代表何桂藍的辯方大律師 Trevor Beel 在盤問末段，指趙家賢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政治很溫和、只是希望在2019年的示威衝突中擔當協調角色的人。

趙家賢似乎被激怒，大聲地用英文——他本應用中文——回答：「I not put myself forward, I just told the fact.」

法官介入調停，著趙家賢先退場，並對 Trevor Beel 說，當然我們都知道他基本上就是在賴別人，賴他的職員，只承認有疏忽、沒有做好盡職調查，但你最終只可以講這些。

趙家賢再次回到法庭，Trevor Beel 續問：你作供的時候是將自己2020年的參與最小化。

趙家賢：不同意。

Beel：與此同時，你怪責其他人、誇大其他人的責任。

趙家賢：不同意。

Beel：你做這些只是想自己可以減刑。

趙家賢：不同意。

法官李運騰：可是你知道認罪和做控方證人是會有減刑的，人人都知道。

趙家賢：回應法官閣下，我有責任協助作證，向法庭將我所知的整個事件的情況講出來。

趙家賢自初選案在2021年3月1日首次被提訊起一直被還押。2023年3月，支聯會前副主席何俊仁，被指試圖干擾趙家賢而被捕，被撤銷擔保還押。何俊仁因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自2021年9月起被還押，2022年8月在高等法院成功申請保釋。